文| 张彦宗
2015年,陕西省永寿县女子长孙苗苗,经人介绍与张鑫结婚,婚后不久就遭受男方打骂,长孙苗苗一直忍让,最后受不了躲出去打工。其间两次起诉离婚均未遂愿,2024年12月,张鑫在最后一次追踪到她行踪后,将其打昏,7小时后开车将其扔下土崖摔死。
新京报6月29日报道,张鑫杀人案已经咸阳市中院一审,未当庭宣判。
新京报报道了长孙苗苗被杀害前的人生遭遇,她忍耐的非人暴力与监视,以及她的求生意志如何被周遭环境和身边人一点点扼杀的过程。长孙苗苗预见了自己的死亡,但求援无门,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将她从张鑫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张鑫当然是极恶的暴力男,他在婚后几个月就开始打长孙苗苗,对她进行经济控制,每个月只给1000块钱,还想往回拿。在怀疑她出轨后,在她手机上安装定位器,一旦发现不对,就从务工的江苏坐飞机回来监视她,骚扰她。在真正杀死苗苗前,他还预演过一次,持刀将苗苗掳到邻县荒郊野岭威胁。
可要是看完新京报的报道,就会发现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长孙苗苗固然是死于张鑫的残暴手段,可她接触的人、求助的对象,都只能看着她陷入绝境,一点点被暴力吞没。这才是最该反思的,而这种反思到底有没有用,也是未知数。
长孙苗苗首先得不到公婆家的怜悯。张鑫父亲曾对想要离婚的长孙苗苗说,她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媒体采访村里人,有村民假设,要是苗苗被打了跑到她家来,她也不会帮忙,“不想跟邻居闹矛盾”。如果不是出了人命,村里人不会把家暴当回事,顶多认为是“夫妻吵闹”。村委会离苗苗一步之遥,但村干部有张鑫家亲戚,长孙苗苗大概率也不会去求助,可见她在生活的核心地带孤立无援。
长孙苗苗的娘家人起初也抱着与村里差不多的观点,让她多忍忍,老了就会好起来。苗苗父亲直言,她大哥离了婚,如果苗苗再离婚,他们家在村里怎么抬得起头。就连长孙苗苗能够说心里话,或被打后能躲藏到对方家里的朋友,也不可能抵抗张鑫对苗苗逐步变态的控制与杀害。亲友无力成为苗苗隔离张鑫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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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有次被严重家暴后,苗苗报警,警察给出的方案是调解。录音显示,她告诉民警,自己被张鑫强行带到了70多公里外的麟游县,凌晨两点才回去,那里没有人、没有信号、没有灯。她多次恳求民警保护她的人身安全,把她带到县城,或者是把她关进派出所。但对方表示,自己没有权力这么做。
求助警察失败,苗苗通过起诉离婚来自救。尽管她的态度很坚决,也提供了手臂和腿部淤青的照片、张鑫承认打人的聊天记录,两次起诉都被法官驳回。有律师告诉记者,法官没有时间进行充分调查,除非苗苗能提供详细的证据,比如完整的被打视频,造成身体伤害的医院诊断证明、多次报警记录、起诉前申请的人身保护令等,证明自己遭遇长期家暴,否则法院不会轻易判离婚。
对于长期处于暴力威胁的受害者而言,要她提供完美的证据,本身就是强人所难。难道只要证据不足,制度就无法施援?当然不是。
面对极度恐惧的苗苗,警方本可以依法联系当地妇联、民政部门,先将她紧急转移至临时庇护所,然后再调查张鑫“多次殴打、持刀威胁”是不是属实。法院这边,本可以结合苗苗的报警记录、聊天记录、身上伤情等,认定家暴事实,积极回应她的诉求,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张鑫骚扰、跟踪、接触苗苗。
也就是说,长孙苗苗本有逃离虎口的机会。可警察对苗苗“保护我安全”的哀求,法官面对她冒险两次诉讼离婚的请求,未能采取更积极的干预措施,这是苗苗被杀中最让人感到无力的。
生前,长孙苗苗在咸阳隐姓埋名,找到了快递分拣工作,每月五六千收入可以让她重新规划人生。反家暴法出台那么多年,她仍然无法重启人生,走出必死的结局,实在刺痛人心。从苗苗的死追问“她如何才能幸存”这个问题,层层拨开她的遭遇,就会发现她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杀死苗苗的,何止是可恶的施暴者,还有传统观念和系统性的冷漠。到底还要发生多少悲剧,才能换来救济制度的真正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