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内容摘自答案LAB第三期“智能制造时代下的中国造船业建设”圆桌论坛。

在不久前，我们发布了，讨论到中国造船业手持全球70%的订单，却面临一线工人群体老去、技能传承断裂的残酷现实。引发了多数读者的共鸣。

本期内容，我们试图剥开现象的层层外壳，将视线从船坞码头转回育人阵地。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玉照认为，造船业的用工荒，本质上是职业教育的一场“制度性错位”。当旧的匠人养成逻辑坍塌，新的体系又盲目追求学历的“普教化”，产教结合该驶向何方？

以下是刘玉照教授关于“社会转型与中国产业工人的技能养成”的深度分享：

我是2014年到2019年之间，做农民工的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涉及职业教育等这块内容。

我当时在做流动人口教育的时候，其实已经感受很明显了。因为那个时候上海实行人口调控。上海市职业教育压缩得很厉害，原来我们一年招生，对流动人口招生名额是1万个，2016年一下子压缩到只有6000个名额。

但是，我在调研当中发现，这里面只有一个学校的招生名额是不压缩的，就是沪东船厂技校。这个学校（当时）招生，什么条件都没有，就是你只要有人去，他就招。

（可以看出）当时不但我们船厂招人难，我们船厂技校招孩子都难。

我觉得这个问题，船厂可能只是一个索引和表现。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整个国家制造业发展很快，但是整个职业技能养成问题本身，实际上没解决。

我们早期的制度和德国有点像，主要靠企业内部师徒制，包括厂里面大量的职业技校这种方式。而这个格局，在1994、1995年我们教育市场化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我们整个职业教育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调查农民工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典型现象，从2000年以来我们的技工荒问题一直没变，不光是船厂，我们几乎绝大部分制造业都面临这个问题——一个是技能工人缺乏，尤其是高级工的缺乏；还有就是原有的这个技术工人老化非常严重。技工荒是全国性的技工荒，从2000年之后就开始了。

体系的瓦解：失去“单位制”后的师徒荒

那么核心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我们面临的产业升级难题——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过程中，如何培养高技能人才？

以人才为本其实在我们当时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里面，是最核心的。（我当时研究的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大规模技工荒？我们面对产业升级需求，重建有中国特色的新产业工人技能养成体系，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随着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与这个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出了问题。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实现了从稳定就业的本地城市工人，就是本工，到缺乏劳动保护的外来农民工的转变，这个在船厂里面尤其明显。但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职业养成技能体系转型，没有同步实现。

相当于说，原来我们整个职业教育体系是面对城市，面对原来有稳定合同工人，而（后来）我们的工人主体已经变成农民工，变成来自农村的这些工人了。但是我们的整个职业技能形成体系没有转型，包括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传统技能形成体系有三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相对完善的职业技能资格认证体系。你拿到这个证书以后，是可以有相应的待遇的。

然后是我们以单位制和稳定就业为基础的单位内的师徒制培训。师徒制这个稳定的制度，原来本身就是我们最核心的技能形成体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套制度在绝大多数行业里面都没了。

第三个，就是主要面向城镇居民的职业学校教育体系。原来我们的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很少，主要面对的是城市工人，所以当时拥有城市户籍的孩子，你不上高中，你肯定上职校，反正职校毕业就能安排工作。当时农村基本上是你初中毕业完成义务教育以后，只能打工，没有职业教育这一说。

中国的制造主体从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向体制外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转移。工人的主体（也）从城镇居民转向农民工群体，单位制解体导致相对稳定的就业保护体制瓦解，这样一个结果就导致中国产业工人的相对地位持续下降，原有的相对完善的职业技能资格认证体系和企业内部师徒制相结合的培养体系就瓦解了。

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从2000年开始大学扩招，大学教育扩招后，我们整个东部沿海省份普及了高中教育，而传统的职业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是萎缩的。就相当于我们整个城市里面和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普及高中教育，大部分孩子都奔大学去了。这时候虽然大量农民工进城，但是我们的职业教育，又没有开放给他们，所以导致在那十年之内，大量职业学校被压缩或关掉了。

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一方面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职业教育生源不足，相对萎缩。而另一方面，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却没有办法接受职业教育。这就是2000年到2010年一个结构性矛盾。

制度性困局：一套让企业与工人都“失联”的体系

我们当时的职业教育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职业教育的普教化，与企业和市场的脱节越来越严重。

原来我们职业教育包括三部分，技校、中专和职高。技校是厂里办的，中专是各个条线、各个委办局的，造船业有培养造船人才的职业学校，出版业有培养出版人才的职业学校，是和行业密切相关的。

职业高中是什么？职业高中是教育局办的，原来最早我们的职业教育是以技校和中专为主，但是后来我们是以职高为主了。职高为主就和原来的企业和行业关系越来越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说，我们学生培养出来后，到厂里啥也干不了。原来的时候，无论技校还是中专，它本身是和这个行业，和企业紧密结合的，学生可以直接去企业实习的，到后面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到后来的职业高中，学校要去给学生找实习，那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因为这个关系没有了。

还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没有及时实现从原来面向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转）向农村人口，尤其向来自中西部的流动人口，导致（职业教育）萎缩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我们过去的师徒制——师徒制得以良好运行的核心是劳动关系的稳定性，就是你必须在这一块得一直干下去——不断瓦解，而现代师徒制由于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根本建不起来。

这就导致无论企业和个人，其实都没有动力来提升职业技能。因为你提升技能没用，或者是企业培养人以后，人立马走掉了，企业也没有动力。

我们当时调研的时候，有一个沿海城市要求每个企业拿出营业收入的2%的交给市政府，用作职业技能培训经费，这2%交上去以后，如果企业搞培训，可以申请使用，用2%、3%、5%，甚至更多都可以，但如果不用这个钱就不是你的。即使这个样子，这个钱很少企业申请使用。

因为企业觉得我用了，我培养了工人，我花了时间了，不但能耽误了工作时间，而且培训完了之后，工人说你给我涨工资，你不涨工资我立马走人。所以最后企业培养了半天，是给别人培养，所以说没有企业愿意干这个事情。

我在这个沿海城市调研了10年，按照他们的说法，每年都培养10万工人，但是最后10年下来，整个的技能工人规模却没有增加。

还有一个我们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和职称评聘体系也出了问题。我们原来职业资格认证相对比较分散，学校也能认定，企业都能认定，后来我们全部统一在人社部门了。统一管理之后，我们这个资格认证和企业和市场的脱节也是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重文化考试，而轻职业技能。

我们的很多农民工他有技能，他想考这个资格证书，但是很多职业资格限定的报名条件是高中毕业，你没有高中毕业证就没法考，有技能也考不了证。大量流动人口没有被纳入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当中来，他没有资格认证，也就意味着别人只能看你的技能，看（不到）你的证，没有证你的待遇就提不上去。这实际上导致能证分离，我们的职业技能和资格认证是分开的。

城市职工中，从中专、技校毕业的这些人，有证书，他们很快成为管理者，根本不需要直接干活了。而真正直接在一线坚持干活的人，有这个能力但是却拿不到证书。

此外，大量的企业根本就不敢给工人做有证书的培训。我们曾经调研去了深圳的富士康，富士康因为他工人需要技能培训，但是他们当时说，我坚决不做有证书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培训完，工人拿了证书以后，就要走，要涨工资。他们说我们一律做内部培训，我自己培训。但是他们说做了几年以后发现也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富士康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周边有大量配套企业），最后他的内部培训证书反而成为市场上最管用的一个证书了。

职业教育的“普教化”悖论：为什么高收入吸引不来生源？

我们看一个统计数据，从1985年到2011年，我们前期职业技能学校数量是增加的，但到后来，特别是1999年之后，开始就大幅下降。

我当时选了三个地市，东部上海，中部安徽，西部贵州。无论看参与职业教育的人数还是职业学校的数量，整体是都大幅下降的。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学职业教育不好？我们当时专门做了数据，比较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这个教育回报到底怎么样？当时用的是人民大学那个CGSS调查数据，做了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4期调查数据，我们做下来之后，发现了一个蛮震惊的数据，几乎所有年龄段，中专、技校和职业高中等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收入都是比普通高中要高。

如果职业教育回报高——包括到2000年之后，2010年之后也是高的——大家为什么不选择职业教育？我们当时很奇怪，结果我们后来发现这里面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你要考虑教育回报不能光比普通高中教育，高中教育要和大学教育结合在一起。

因为职业教育它是个“断头教育”，你学完以后就直接工作了，而普通高中是要上大学的，如果把大学的收入回报再加上去，那就远远高于职业教育了。所以说最后结论是这样的，大家不选职业教育，是因为职业教育变成了一个差的教育，只有上不了高中，上不了大学，才选职业教育，就成了这么个结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是把职业教育开始往上走，搞五年一贯制，搞职业大学本科，但是这导致职业教育的进一步普教化。原来职高第三年还有实习，现在都没实习了，到三年级就都在准备高考了。你会发现整个职业教育完全扭曲了。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社会转型与职业技能养成体系转型是不同步的。我们2001年入关之后，这10年之内，大量的外企进入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本来是最需要产业工人、技术工人的时候，但这个时期我们大学扩张，职业教育的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使得职业教育相对萎缩。

（但）你会发现，我们1999年大学扩招，到2005年第一波扩招学生毕业的时候，立马就出现了大学毕业生找不着工作的问题。同时呢，这个时期农民工大量进城，成为产业工人，但是职业培训对象没有转向农民工，所以导致职业教育资源和职业教育对象不匹配，严重错配。

我们在2008年、2010年做过两次农民工调查，大家认为自己有一项或多项技能的比例，达到40%多，但是他们拥有国家认可的资格证书的比例连20%都不到。他们现在工作需要的技能，42%都是在一周之内获得的，获得方式78%是边干边学，跟着师傅学的占38%，企业培训不到25%，农民工中真正通过中专技校获得相应技能的只有1.3%。

当时上海市要解决一批中专毕业和技校毕业的学生赖在家里啃老不出来工作的问题。出钱给他们搞青年见习岗位，把他们从家里拉出来。就是因为这些人学了技术，但是去和农民工干一样的工作，他们不愿意。所以最后变成了经过培养的人不去干活，而正在干活的人没有培养机会。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企业的技工荒越来越严重，对技术工人需求越来越强烈，农民工对技术培训的需求也非常强，但是职业技术学校普遍生源不足。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大家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补助政策，但是，无论从企业还是工人，无论是职业学校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积极性来干这个事。

德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重建蓝领中产之路

当时我提除几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职业技能体系的重建和中国蓝领中产阶级的养成问题。整个行业，收入问题如果不解决，或者待遇不能提高，想别的招没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劳动技能保护和单位内部的师徒体系的重建问题。任何一个技能让大家学，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谁出钱？我出了钱以后，我能不能收回来？企业有这个问题，工人也有这个问题，师傅也有这个问题，师傅教给学生，如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话，师傅为什么教他？

师徒制的核心还是一个劳动技能培训的风险分担问题，在目前这个就业模式下，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原来的劳动技能形成体系学的德国，但是我们新的劳动就业体系学的是美国。

还有就是打破这个城乡和地区的隔离，建立面向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形成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大量招生不足的领域，没有向农民工，向农民工子弟开放。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所以这里面我进一步思考两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要重建这个体系，到现在我们方向没明确，到底是学德国还是学美国？学德国的话，就是靠企业内部培养，学美国靠外部培养，就靠学校。我们实际上建立的体系是外部的，但是产业很多技能要求是要学德国。

我们到底是需要一个通用技能形成体系还是专业技能形成体系？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普教化、高教化，原来的技校基本上快没了，中专也快没了。中专都升成大学了，职业教育变成职高了。由一批与企业和行业没有关系的人来管职业教育。

当下解决办法是什么？解决办法不是说把职业教育回归产业，回归行业，而是把它高等教育化，搞五年一贯制、搞职业大学，甚至我们高校现在还要普及专业硕士，搞专业博士。

问题是职业教育真的需要这样吗？我们现在普通教育都已经严重过剩，属于过剩教育。现在职业教育正在重复这样一条路径。

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现在中国企业大量出海以后，我们的整个职业教育实际上也在影响全球，在走向海外。我在做出海之前，一直批评中国职业教育和我们产业结合得不紧密。但是出海以后发现，我们还算做得不错的。我们现在讲标准出海，这个产教融合到底怎么弄的问题，这个产教融合不是说你喊喊（就实现了），它内部有很多机制，（它不像）师徒制自然而然就融合了。原来是企业办的学校，你想不融合都难，但现在问题是搞一批和产业没有关的教育部门在主导，它怎么能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