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出自东汉荀悦《汉纪》，这句话强调建章立制对治国安民的重要意义。荀悦是东汉哲学家、史学家，他继承前儒的重民思想，提倡爱民、惠民，认为仁义是治国之道的根本，主张德刑兼举，法教并行，所谓“政之大经，法政而已”。作为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思想代表，荀悦及其思想在历史上有相当的影响。

汉献帝觉得班固的《汉书》文繁难省，于是令荀悦仿照《左传》体例将其由纪传体改撰为编年体，记述西汉高帝至平帝十二朝史事，共30卷约18万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汉纪》与《汉书》并称“班荀二体”。

高度重视典章制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尚书》就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礼》（又叫《周官》）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在三礼中，《周礼》地位特殊，该书以记载典章制度为主，有着复杂严密、井然有序的治理体系，大到朝廷制度，中到分邦建国，小至基层治理，均在《周礼》中有周密的记载。历史上曾有“以周官治天下”的说法，比如明代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设置也是仿照《周官》的六典。汉代刘歆、郑玄等大儒认为《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周公致太平之书”。

《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子张向孔子问政的记录：“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子张向老师请教：“今后十世的情况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回答：“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所以，即便将来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孔子提出“百世可知”自然是虚指，但是通过典章制度、礼乐文化来凝聚力量、走向未来的逻辑确实是百世不易的。

以周礼为源头的古代典章制度，是古人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各个方面行为规范的准则。这种重视制度的精神，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

比如为了“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成的《大唐六典》就是一部重要的国家行政法典，它的编成使“一代典章，厘然具备”。这部法典对国家政策的咨询、决策、执行、监察、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规定，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行政制定了统一的法律法规，把各级政府机构行政纳入法制之下，在国家行政立法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体现出当时的制度文明成就。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古人对建章立制的重视，“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因为制度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同时也可以明确看到自古及今随着世变时移，我们在治国理政的制度层面做出的增益和变化，生动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本文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刘同华、郝思斯），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