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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对于专制制度的剖析，至今读来仍有一种刺破伪饰的力量。当“人”被从概念中剔除

马克思在《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中写道：“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这并非一句简单的道德义愤。

当我们今天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会发现马克思以一种近乎解剖学的严谨，将专制制度那层“君权神授”或“秩序维护者”的外衣剥离，露出了它最核心的肌理：反人性。

什么是“使人不成其为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意识、有尊严、有自由意志，能够通过实践去改造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 。然而，专制制度的手术刀，恰好要切除这些属于人的本质。它不需要有意识的人，只需要会劳作的躯壳；它不需要有尊严的个体，只需要匍匐在地的臣民。

谈到专制制度，马克思用了一个极为沉重的词——“兽性”。他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揭示了一种可怕的逻辑闭环。当统治者用对待牲畜的方式来治理民众，民众在这种长期的压迫下，要么被驯化成沉默的牲口，要么被激发出原始的蛮横（暴力反抗）。而统治者又会以此来证明：看，这些人粗野鄙陋，确实需要严苛的管制。这就是“兽性的关系靠兽性来维持”的残酷真相。专制制度不仅制造了苦难，它还试图通过制造苦难来证明苦难的必要性。

为何兽性会成为专制的底色？根源在于专制制度的权力合法性危机。它不是基于人民的授权，而是源于暴力的征服或世袭的特权，因此必须通过贬低人性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当专制君主 "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当民众被训练成 "默默无言的牲口"，统治的成本便会大大降低。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同样发现："在专制的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这种服从不是基于理性的认同，而是源于恐惧的屈服。就像商鞅变法后的秦国，通过连坐法将百姓编织进严密的控制网络，个体的独立思考成为原罪，唯有顺从才能生存。

更可怕的是，这种兽性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在专制制度下，不仅统治者具有兽性，被统治者也会在长期压抑中滋生暴力倾向。当人性的正当诉求无法通过理性渠道表达，暴力便会成为最后的选择。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的深层含义。

谁是那个“唯一的政治人物”？

马克思在分析普鲁士制度时，曾画了一幅极其传神的肖像：“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

这句话直指专制政体的核心机密：权力的绝对垄断。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政治应当是各种利益、各种阶层、各种思想对话与博弈的过程。但在专制体制下，这出大戏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独裁者不仅掌握了权力，更可怕的是，他垄断了“定义权”。他定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忠诚，甚至定义什么是“人”。

在这种体制下，其他所有人无论地位多高，都沦为了权力的客体，而非主体。他们不是公民，而是“子民”“臣民”；不是有权利的人，而是有义务的奴仆。马克思辛辣地指出，那时的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 。这是一种对所有制的降维打击，将人与物混为一谈。

而由此催生出的，是一种极为畸形的社会生态。鲁迅先生曾痛心于国人的“劣根性”，比如奴性、围观、冷漠。但若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来看，这些所谓的“劣根性”并非某个民族的胎记，而是压制型社会下，理性个体为了生存而进化出的自我保护策略 。

当权力的铁拳可以随意砸向任何敢于抬头的人，低头就成了最明智的活法；当规则只是用来约束弱者，而强者总是游离于规则之外，那么遵守规则就会被视为愚蠢，而投机钻营则被奉为聪明 。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内耗：媚上者必压下，人们在权力面前是侏儒，在弱者面前却想充当暴君。

“庸人之王”与他的土壤

马克思对于专制制度的剖析，最深刻的层面在于他不仅骂了暴君，也审视了构成暴政土壤的“庸人”。他说：

“庸人是构成专制制度的材料，而独裁者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独裁者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

这段话足以刺痛很多人。它告诉我们，专制并非从天而降的灾难，它往往是土壤与种子的共谋。庸人渴望有一个主人替他们思考，替他们承担风险，替他们负责；他们惧怕自由的空旷，惧怕独立选择的压力。于是，他们亲手将自己塑造成“材料”，等待着那个能将他们捏合成型的“王”。

独裁者同样也是这个制度的囚徒。他看似拥有无上的权力，实则被这权力绑架。他必须时刻表演自己的全能，必须不断制造敌人来凝聚人心，必须永远正确，哪怕这要以整个民族的荒谬为代价。他无法走下神坛，因为神坛之下，是等待将他撕碎的深渊。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这样一个互相拖累的泥潭里，无论是王还是民，都无法成为“真正的人”。

这种制度的恐怖之处在于它的日常化。它不一定时刻伴随着腥风血雨，但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对人性的异化。马克思描绘了这样一幅死寂的图景：

“于是人们对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愿望和思想又重新遭到了先前那种嫌弃……在这里，奴隶无声无息地劳动着，而土地和奴隶的占有者则靠有教养的和驯顺的奴仆尽量默不作声地统治着。无论是奴隶或主人都不可能说出他们所想说的话；前者不可能说他想成为一个人，后者不可能说在他的领地上不需要人。所以缄默是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垂头丧气，唯命是听，默默无言的牲口。”

读到这里，你是否感到一种入骨的寒意？这就是专制制度特有的产物——犬儒下的缄默。但结合二十世纪的专制历史，我们会发现还有比缄默更糟糕的，那就是专制意识形态下的乌托邦狂热。“多数暴政”到处煽风点火，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癫狂的高烧状态。

压迫与人性觉醒的辩证法

然而，历史总在绝境中孕育希望。马克思并没有在这种阴冷的描述中停下脚步，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辩证法的光亮：

“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

这是一个极富启示性的论断。苦难，有时会成为思考的助产士。当一个人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被压迫得无路可退，他反而会开始追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我生来就该受苦？为什么他生来就该作威作福？这种追问一旦开始，就标志着“人”的觉醒。

那些饱食终日的统治者本能地惧怕这种思考。他们可以容忍物质的匮乏，因为匮乏让人只顾生存；但他们最怕精神的富足，因为富足让人渴望生活。所以，一切专制制度最终都会走向愚民，走向对知识和思想的无情封杀。因为正如孙越生先生在分析官僚主义时所言，不受制约的权力很容易将人导向权威欲和剥削欲，很难不扭曲社会 。而要维持这种扭曲，就必须消灭所有清醒的目光。

走向“民主的人类世界”

马克思那一代知识分子，并非只知破坏的批判者，他们更是怀着巨大悲悯的建造者。在那封著名的书信中，马克思给出了他的答案：

“至于要前进，那么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

请注意这个表述：“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这意味着，修修补补是无用的，在“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旧地基上，建不起人的大厦。必须彻底告别那种让兽性泛滥、让人性萎缩的专制制度逻辑，走向一个以“人”为最高目的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民主的人类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国家不再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寄生体，而是服务于社会的工具 ；权力不再是少数人的禁脔，而是可以被问责、被监督的公共品 ；人不再是实现某种抽象目的的材料，每个人本身就是目的。

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区别，在于权力的归属。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属于人民，统治者是人民的仆人；在专制制度下，权力属于独裁者，人民是统治者的工具。这种权力关系的倒置，使得民主制度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专制的兽性。

恩格斯曾评价北美国家，认为那里“最先承认了人权” 。这种承认，正是对马克思“使人成其为人”这一理想的政治落实。它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 ，通过法治的确立，通过开放多元的对话和博弈，试图摆脱那种“靠兽性维持兽性”的野蛮循环。

马克思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这句话应当成为人类永恒的警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我们都不能忘记：制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人成为更好的人；文明的发展方向，是为了让人性得到更充分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