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明确要求，“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其中，“物价合理回升”首次与“经济稳定增长”并列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一新提法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

通过梳理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可以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物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2022年，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经济增长，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2023年至2024年，货币政策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对物价的考量，要求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在此基础上，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加鲜明地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既体现了宏观政策的一脉相承，也为科学把握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提供了重要指引。

锚定“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助于拓宽企业利润空间，为企业盈利和居民增收夯实基础。表面上看，物价低迷对消费者似乎是有利的，消费者可以用更少支出购买更多消费品。但事实并非简单如此。从长期视角来看，物价持续低迷对消费者不仅不是有利的，反而是有害的。如果物价持续低迷，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企业之间竞争加剧，部分企业甚至退出市场。这既会降低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也可能会导致部分居民失去就业岗位。在此情形下，货币政策自然难以推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有利于及时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疏通以货币政策提振企业投资的传导机制。进一步看，企业盈利状况的改善能够为居民增收提供关键支撑，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进而疏通以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由此，货币政策能够在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同时，更有效地推动稳增长。

锚定“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利于降低实际融资成本和实际债务负担，提升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意愿。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是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哪怕名义利率和名义债务负担没有提高，企业和居民的实际融资成本和实际债务负担也会加重，进而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联储多次下调名义利率，但是仍然未能有效提振企业投资，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美国处于通缩状态。这不仅导致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居于高位，而且引发了“债务—通缩”恶性循环。由此表明，在物价相对低迷的宏观环境下，如果货币政策不重视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其稳增长目标也将难以实现。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能够有效缓解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可以提升企业投资动机，激励企业尤其是部分面临融资压力和债务压力的企业提升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居民消费意愿。由此，同样可以使得货币政策更顺利地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锚定“促进物价合理回升”，能够助力提振市场信心，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提供强劲内驱力。在“供强需弱”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企业继续加大对既有产品的投资，将可能加剧相关矛盾，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如果企业投资新产品，则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不仅如此，当企业本身债务负担较重时，物价低迷还会引发企业对未来实际债务负担和实际融资成本加重的预期，进一步削弱投资意愿。将“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着力推动物价水平尽快回归到合理水平，能够系统性地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企业家信心。企业部门的乐观预期将会带动居民收入预期向好，从而增强消费者信心。在良好预期的作用下，信心增强和需求扩大之间能够形成正向循环，为扭转“供强需弱”的局面注入动力。

在使用货币政策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重要问题。其一，要准确把握“合理”二字的深刻意蕴，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绝非要追求通货膨胀。关键要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稳妥推动物价回升到价格水平预期目标附近。其二，物价增速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增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包括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收入分配结构有待优化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只靠货币政策很难全面应对这些复杂成因。要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的协调配合，并强化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的统筹，消除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的结构性障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更好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重要目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