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军（新京报社我们视频编辑部）

食品安全是典型的公共议题，其治理过程在媒介化社会中日益呈现出“事件驱动—舆论加压—政策调适”的响应特征。2025年3月15日，《新京报》的《紧急呼叫》栏目推出《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报道，引发广泛社会关注与舆论震荡，迅速触发从地方到中央层面的监管响应，最终推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该报道及其产生的社会效果，为人们理解当代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媒体角色、舆论机制与政府行为提供了典型样本。

当下，相关研究多从“议程设置”的经典理论出发，分析媒体与政策的单向或双向影响，较少有研究在“媒介化治理”（Mediatized Governance）的整合框架下，从新闻传播学与公共治理的交叉视野中，系统性阐释舆情如何重构政策议程、政府如何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建构”的转型。本文立足于新闻传播学与公共治理的理论前沿，通过对《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报道的全程回溯，致力于实现三方面的学术推进：一是在个案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舆情—政策”协同演进模式；二是结合媒介化治理、韧性治理等新范式，拓宽政策响应研究的理论视野；三是基于中国语境，提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治理优化路径。

一、演化路径：从后厨乱象到制度反思

（一）事件缘起与媒体介入

2025年3月12日，《新京报》的《紧急呼叫》栏目发布《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一文，以暗访视频形式揭露了连锁品牌“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多家加盟店存在的剩菜回收、食材变质、卫生失序等问题。报道不仅事实确凿、细节震撼，更通过“品牌知名度—加盟模式—监管缺位”的叙事链条，将个案问题引向对行业治理结构的深层质疑。

（二）舆情演化“三级跳”

报道发布后，与“杨铭宇黄焖鸡” 相关的23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超过10亿，并在各大网络平台引发广泛讨论。该报道的舆情演化呈现出典型的“三级跳”特征：第一阶段集中在品牌信誉崩塌，第二阶段扩展至对黄焖鸡品类乃至外卖行业的普遍不信任，第三阶段则上升到讨论餐饮加盟模式与政府监管效能。三个阶段不断升级，既有情绪动员又有理性辩论，汇聚成强大的民意压力场。

（三）政府响应“三阶模型”

应急处理期（曝光后1~3天）：杨铭宇黄焖鸡总部发布致歉信，涉事门店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对报道中点名的门店进行查封、立案调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向山东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河南省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出挂牌督办通知书。各方均展现出快速响应与风险控制意图。

专项整治期（曝光后1周~1个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纷纷宣布开展针对餐饮服务行业，特别是连锁加盟类餐饮企业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这标志着响应范围从个案扩展到行业，实现从“点”到“面”的监管拓展。

政策构建期（曝光后数月）：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下，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牵头，会同行业协会、专家等，开始研究制定针对连锁餐饮加盟业态的专门监管文件。最终，行业新规《餐饮服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2025年5月26日至6月27日公开征求意见，9月28日正式发布。新规明确了品牌方对加盟店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成从行政处置到制度建设的跨越，填补了连锁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空白。

二、模式分析：媒介化治理视角下“舆情—政策”协同演进

媒介化治理指的是在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媒体作为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通过其独特的传播机制和社会影响力，参与并影响治理过程和结果的现象或模式。这一过程强调了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媒体与政府、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报道案例表明，“舆情—政策”协同演进本质上是媒介化治理视角下，公共治理的一种适应性循环：舆情作为社会需求的“传感器”，政策作为治理资源的“调配器”，二者通过动态互动推动制度完善。该模式的核心要求是政府需要具备舆情前瞻性研判能力，企业需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而公众的理性参与则是构成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

（一）媒体参与公共治理，成为治理结构的能动者

在《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报道中，媒体在三个阶段参与了治理重构。

第一阶段是暗访乱象将风险可视化。该调查报道将原本隐匿的后厨乱象转变为公众可感知的议题，这一过程实现了风险的可视化。这种转化让潜藏的食品安全风险成为社会普遍认知，为公共决策提供了精准的“靶点”。

第二阶段是议题升华与制度关联。该调查报道通过强化“加盟模式”和“总部责任”等关键因素，推动议题从道德谴责上升到反思制度。“舆情—政策”协同演进的关键节点在于，媒体推动议题的升华，将公众关注点引导至对连锁品牌责任分配、监管体系有效性等结构性问题的探讨上，引发公众反思，从而为政策的优化与出台打开了“政策之窗”，最终指向治理体系的完善。

第三阶段是跟踪报道与议程维系。媒体在该报道后，持续推出企业整改、行业整顿与政府处置的后续报道，在“3·15”热点快速更迭的舆论场中，防止了议题被淹没，通过持续跟踪报道，确保了公众诉求得到实质性回应。这种持续的舆论压力和监督，能够倒逼各层级职能部门加快推进监管步伐，并将治理过程和结果及时公布，最终形成新的制度巩固治理成效，防止问题反弹。

（二）舆情触发政策压力，成为协商的公共界面

在媒介化治理视角下，网络舆情既构成迫使决策系统响应的外部压力，也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公共领域，为多元主体的政策协商提供了公共界面。

舆情成为多元主体协商的公共界面。随着政策议程的开启，网络表达 逐渐从情绪宣泄转向理性协商。报道发布初期，网民情绪以愤怒为主，但随着监管部门的介入，多方讨论开始聚焦于制度性根源。例如，有媒体发布评论指出当前的加盟模式存在“重加盟、轻管理”的结构性缺陷，有学者建议采用直营化管理经验，市场监管部门则推出“明厨亮灶”等措施。多方理性介入，形成“问题曝光—根源分析—对策建议”的协商路径。

舆情对公共决策的双重影响与治理优化。舆情对政策进程兼具积极与消极作用。其积极意义在于汇聚民意、加速政策响应，如该报道直接推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规定，将“总部监管责任”法制化。然而，舆情的非理性风险亦不容忽视，如事件中“骑手私藏避雷清单”等局部信息被误读为行业整体问题，部分自媒体夸大事实导致公众对餐饮安全的整体信任危机。因此，“舆情—政策”协同演进模式需要通过制度化治理扬长避短，避免情绪化舆情干扰科学决策。

（三）从被动应对到制度引领，政府实现治理转型

《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报道后的政府作为，展现出“舆情—政策”协同演进模式中治理体系的优化路径：通过敏捷响应控制短期风险，通过制度补漏谋求长期效能。在此路径下，政府从传统的事件应对逐步转向制度补漏，不仅化解了危机，也推动了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升级。

路径一：以敏捷响应控制短期风 险，通过快速行动与信息公开，重建公众信任。事件曝光后，地方政府快速启动应急机制，有效管控舆情风险。市场监管部门在媒体报道当日即对涉事门店实施突击检查与查封，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在24小时内宣布对山东、河南两省实行挂牌督办。这种响应速度展现了监管决心，将风险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治理行动，化解了信任危机。

路径二：以制度补漏谋求长期效 能，借助舆论与专家意见，对制度短板启动系统性修补。政府并未止步于个案处理，而是以事件为契机完善制度。一方面，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三市副市长，直指“企业主体责任未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短板漏洞”等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吸纳媒体调查、专家解读和行业分析，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研究制定针对连锁餐饮加盟业态的专门监管文件，于2025年5月26日至6月27日公开征求意见，9月28日发布《餐饮服 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三 、启示：构建敏捷、开放与韧性的治理系统

《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报道引发的舆情风暴表明，在面对新传播环境下的舆论冲击和系统性风险时，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局限性，主流媒体需 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适应，通过敏捷化、开放化与韧性化转型，提高政府响应效能。

（一）推动治理模式向“敏捷 治理”转型，缩短政策响应周期

《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报道引发的舆情，在曝光24小时内便形成全国性关注，显然，常规的监管难以应对舆情的爆发速度。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迅速启动跨省挂牌督办机制，直接约谈涉事企业总部所在地与问题门店集中地的监管部门。这一高效响应，也凸显了传统层级式治理的滞后性，提示政府应该建立动态监测与预警机制，通过基于大数据的舆情预警系统，实时捕捉风险信号，生成风险图谱，为监管介入提供数据支撑。 应用好弹性政策工具，为避免因政策制定周期长而错失治理窗口，可以先针对加盟监管漏洞出台临时规定，再逐步完善并出台《餐饮服务连锁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管理规定》。此外，还应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及时复盘将个案经验转化为制度优化。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一项非常突出的能力，体现了制度学习的敏捷性。例如，该报道推动部分地区建立“食品安全 黑名单”动态更新机制，实现了从应急处置向风险预判的转型。

（二）构建开放协同的多元主体治理网络，强化公共理性引导

舆情初期，网络空间的情绪化表达占据主导，但随着专家、媒体与监管部门的介入，讨论逐渐转向对加盟模式制度性缺陷的理性反思。这凸显了在 “舆情—政策”协同演进中，需要开放治理，政府需从单一主导者转变为多元协同的“元治理”角色。首先，政府要重构主体角色，突破传统政府治理理论适配数字经济不足的困境，通过制度供给引导企业、行业协会、公众参与治理。如市场监管部门约谈行业协会，推动企业总部建立“人工智能（AI）后厨监控+神秘顾客突检”制度。其次，要建设理性协商平台，借助官方媒体平台凝聚共识。最后，要激活社会力量，鼓励“吹哨人”开展合法监督，并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快速通道，使消费者协会可代表受害者发起集体索赔。

（三）加强治理体系的韧性设计，兼顾常态治理与应急管理

（四）创新媒介化治理工具，实现精准化与透明化沟通

《杨铭宇黄焖鸡后厨乱象》报道后的舆情发酵过程中，网络虚假信息一度加剧公众恐慌，而后期权威渠道的介入则有效平息了风波。这一过程对媒介化治理提出了核心要求：媒体应该从传统的“传声筒”升级为多元协同的治理平台，促进公共沟通实现精准 化与透明化。

具体而言，可以从数据驱动、智慧监管与媒介化沟通三个层面推动。

其一，用数据驱动决策，构建治理体系的可信基石。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能够构建不可篡改的可信数据链，从源头消除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公众疑虑。各级治理主体应建立统一的全域数据采集与共享机制，打通传统治理中的 “信息孤岛”，对舆情风险和政策效果做到精准研判[2] 。

其三，推动媒介化沟通的多元化，实现政策可及性与共鸣。可以采用短视频、短剧、直播等轻量化的多元传播形式，打破政策解读的专业壁垒，使复杂信息直观触达多元群体。还应在媒介平台进行互动沟通，在凝聚共识的同时激发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四、结语

参考文献

［1］容志，宫紫星.理解韧性治理的一 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政策与组 织维度的分析［J］. 探索，2023（5）：119- 133.

［2］林欣，卢倩倩.数字经济时代下食 品安全监管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数 字经济，2025（5）：27-31.

来源 | 《新闻潮》

作者 | 周军（新京报社“我们视频”编辑部主编）

值班编辑 |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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