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宗胜

近些年来，国产探案悬疑剧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神探”形象。他们往往拥有超常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能从最细微的线索中找到真相。与之对应的，案件是一个个经过精密设计的谜局，警察和罪犯进行着一场场高智商的较量。但是，随着这一模式被不断复制，国产悬疑剧渐渐呈现出同质化倾向，越来越多的作品沉迷于反转、烧脑、谜局，越来越多的案件被过度包装成“智力竞赛”，越来越多的人物塑造被忽略了。

《低智商犯罪》剧照

在当前的创作态势下，《低智商犯罪》算得上是一部另类的作品。它改编自紫金陈的同名小说，将荒诞喜剧与悬疑类型叠加，让人在观看中获得了更多喜感与松弛感。剧名中的“低智商”当然是一种戏谑，但它所反映的创作思路却为当下的悬疑剧创作带来了新的启发：当“神探”退场之后，探案悬疑剧是否还能成立？当案件不再依靠天才推理推动，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现真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低智商犯罪》的价值不仅为观众提供了轻松幽默的观看体验，更在于它试图让悬疑叙事从“天才中心”的想象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普通人的世界。

真相如何被发现：从“智力博弈”到“歪打正着”

《低智商犯罪》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叙事结构的变化上。它改变了悬疑剧发现真相的方式。传统悬疑剧一般采用线索浮现、神探推理、谜底揭晓这样的逻辑方式展开剧情。真相是理性一方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主人公个人能力的体现。

《低智商犯罪》弱化了这种叙事逻辑，采用“三线并行，相互牵动”的叙事结构，将张一昂带队查案的侦查线、周荣团伙的利益线、方超与刘直的犯罪线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互相牵动。剧中重要的案件线索，都不是通过高超的侦查手段得到的，而是用巧合、误会、失控等方式一层层揭开。“笨贼组合”方超与刘直为了抢劫金店，贸然炸翻了下水道，却只得到了一点黄金和一尊沉重的财神像；偶遇爆炸现场的张一昂，在疏散群众的过程中捡到一封举报信，由此重新启动了五年前的旧案调查。整个剧情线索的推进，既不是计划的周密性，也不是严格按照推理来推进的，而是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巧合、误会的集合体。类似的设计在剧情中多次出现：在周荣团伙中流转的、有关案件真相的手表；储存着公安局副局长卢正交通死亡影像的手机；张一昂在三江口“屡破大案”的过程，也大多是建立在误会、错位和偶然之上的一次次“歪打正着”。

如果从现实逻辑来看，这样的安排难免带有夸张色彩。但有意思的是，观众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追剧的兴趣。因为剧中的巧合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复杂人物关系网的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算盘”，没有人能够把控全局，也正是在这种互相误判、彼此牵制的过程中，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悬疑结构，真相不再由“神探”的视角独占，而是在不同人物的行动碰撞中逐渐显现出来。正是这种带有随机性的现实经验，让该剧完成了一次对悬疑剧“理性神话”的消解。

普通人的回归：悬疑剧不必总是依赖“神探”

相对于叙事结构的创新，《低智商犯罪》在人物塑造上的新特点更值得关注。

警察张一昂不是典型的悬疑剧主角，他没有超能力，也没有“金手指”，最擅长的是朗诵诗歌。在劝阻男子轻生的楼顶，他声情并茂地朗诵艾米莉·狄金森的《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不过诗歌并没能阻止男子坠楼，他却被调离刑侦岗位，在老干部服务处一待就是五年。这样的警察形象，与传统悬疑剧中的英雄警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张一昂到三江口担任公安局副局长之后，并没有展现出神探般的才能。许多案件的突破口都有偶然性，甚至要靠身边的李茜、宋星等同事不断为他“补充解释”。张一昂的“运筹帷幄”，实际上不过是误打误撞的巧合。但是正因为如此，张一昂反而具有了难得的真实感。他不是无所不能的“英雄神探”，而是一个经历职业挫折、依然坚守岗位的普通警察。他会犯错，会迷茫，会被命运推着向前走。与其说是观众相信他的能力，不如说是观众相信“他”的存在。

笨贼方超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味的人物。他总喜欢谈商业逻辑、社会规律、成功学理论，看上去似乎比别人更懂得世界的运行规则。但是他的每一次行动都不顺利，每一次算计都会产生新的麻烦。这个人物之所以令人发笑，不单是因为荒诞，更是因为观众熟悉生活中“表演聪明”的人。黑老大周荣也与传统的“大反派”不同，他不是冷静强大的犯罪首脑，而是一个被焦虑、躁郁和恐惧不断吞噬的人。压垮他的不是警方的天罗地网，而是内心越来越失控的不安全感。贪官方庸以破自行车和诗集把自己伪装成一位廉洁的清官，苦心经营也掩盖不住他害怕丢失权力的焦虑，虚伪、贪婪的人性无所遁形。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一幅带有喜剧色彩的众生相，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欲望、局限所束缚。

这恰恰是《低智商犯罪》区别于其他悬疑剧的地方，它把悬疑故事重新回到了普通人身上，让人物不再只是破解谜题的工具，而成为观察现实的一扇窗口。

创新之外：荒诞如何避免成为新套路

不可否认，《低智商犯罪》在刑侦悬疑剧的探索上实现了突破。但是，它最大的挑战也源于它的荒诞逻辑。剧集前半部分，巧合、误会、错位的剧情不断制造惊喜，形成强烈的喜剧效果。但随着剧情的发展，阴差阳错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观众逐渐能够预见剧情发展的方式，容易造成审美疲劳。更直接地讲，当荒诞成为一种固定模式的时候，它也有可能演变成新的叙事讨论。对于悬疑剧来说，打破“神探叙事”的同时，新的类型探索仍然需要更扎实的因果支撑。

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张一昂的人物设定。第一集跳楼戏里，诗歌与死亡存在强烈反差，塑造人物的同时，也制造了悬念。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诗歌更多地停留在人物标签上，并没有真正参与人物成长与转变的过程，使张一昂停留在“爱念诗的警察”层面，却难以通过诗歌进一步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尽管如此，《低智商犯罪》依然为探案悬疑剧提供了一种值得珍视的创作启示。

这些年来，国产悬疑剧一直致力于打造更加复杂、烧脑的谜题、反转和更高智商的人物，却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普通人。《低智商犯罪》所做的，恰恰是把那些被忽视的人重新拉回到舞台中心。普通人的欲望、侥幸、失误、坚持，同样可以构成一个关于真相的故事。当“神探”退场之后，悬疑剧并没有失去魅力，相反，它获得了一种更接近现实、更接近生活的表达可能。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