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和中国启示

编者按当前，技术偏向资本、去全球化与地缘冲突三重变局叠加，全球分配格局正站在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以收入分配改革、户籍福利破壁与全球发展倡议为突破口，探索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解题之路。本期《全球观·中国策》以全球顶尖不平等问题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的前沿研究为主线，从AI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资本收入调节与共同富裕的制度路径、全球化与产业链重构中的收入分配风险等视角，邀请业内权威专家进行深入研讨，敬请关注。

田轩

——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

强化资本收入调节，不是要否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更不是搞“平均主义”“杀富济贫”，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规范资本积累方向，矫正资本收益分配失衡，让财富创造和积累的过程始终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深度对话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刘慧

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任务，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等，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一重要部署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指明了方向。

然而，当前财产性收入成为分配不平等的核心来源。“同人同持高资本收入与高劳动收入”的精英合流现象，正是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上升期的典型特征。就强化资本收入调节机制与共同富裕等话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

01

技术进步与全球化

放大了资本的集聚效应

中国经济时报：“十五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二章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您能否剖析资本等财产性收入何以成为当前分配最不平等的来源，以及“同人同持高资本收入与高劳动收入”的精英合流现象如何加剧阶层固化?能否解读“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中“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设计?

田轩：财产性收入成为分配不平等的核心来源，首先要回到全球收入分配结构的演变逻辑。米兰诺维奇的“大象曲线”已清晰揭示，在过去四十年全球收入增长的分化中，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劳动要素所有者，顶端1%人群的收入增速远超全球其他所有群体，而资本收益的累积性特征，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距——和劳动收入主要依靠当期付出不同，资本收入可以通过代际传承、复利增值不断滚大雪球，掌握更多初始资本的群体，能够持续获得更多投资渠道与更高回报率，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利得的马太效应”。

当前，全球正处于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的上升阶段，技术进步与全球化进一步放大了资本的集聚效应，使得财产性收入分配差距远超过劳动收入。这也契合了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现实特征：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而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7.其中，房产、金融资产等财产性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70%，财产分配不平等已成为总体收入差距拉大的核心动因。

而“同人同持高资本收入与高劳动收入”的精英合流现象，正是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上升期的典型特征，打破了过去“资本所有者依靠资本、劳动者依靠劳动”的分化格局，也打破了过去“知识改变命运”的流动通道：一方面，精英群体可以利用资本收益进行再投资滚大雪球。另一方面，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人脉与初始资本，进一步阻断了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直接加剧了阶层固化。这也对应了米兰诺维奇提出的“国民身份溢价”理论——优势群体不仅占有资本，还可以利用制度身份优势放大溢价，进一步挤压普通劳动者的分配空间。

“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今年“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明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其实正是针对上述问题给出的中国解决方案，体现了“扩中、调高、提低”的平衡逻辑：第一，健全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核心是改变过去上市公司“重融资轻分红”的倾向，让中小投资者能够公平分享企业发展的资本收益。第二，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享比例，从底层入手扩大财产性收入的覆盖范围，让农民从土地增值中获得持续性收益，缩小城乡财产差距。第三，探索完善资本利得税收调节机制，是针对资本过高收益的结构性调节，通过税收手段缩小资本收入分配差距，防止资本收益的过度集聚。既坚持了共同富裕的方向，也契合了中国的发展阶段，不是平均主义的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完善让更多普通居民能够获得合法财产性收入，同时对过高资本收入进行合理调节，最终构建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02

打破“资本+劳动”

优势的代际传递链条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如何通过教育公平、透明职业晋升体系等手段扩大社会流动性，从源头上防止优势阶层自我复制?

田轩：扩大社会流动性，核心是要打破“资本+劳动”优势的代际传递链条，而教育和职业晋升是两个最关键的入口，也是防止优势阶层自我复制的核心抓手。

首先，教育是社会流动的“旋转梯”。但近些年出现了优势阶层通过资本抢占优质教育资源的问题。比如，从学前教育开始的学区房炒作、课外培训的资本化运作，都让普通家庭子女获得优质教育的成本不断抬高。要扭转这一局面，一要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落实义务教育阶段的“免试就近入学”、教师轮岗制度，打击学区房炒作，把教育资源从和资本挂钩变回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挂钩。二要规范教育资本化行为，严格治理学科类校外培训的过度逐利，避免优势阶层通过付费购买获得额外竞争优势。还要完善高等教育的招生倾斜政策，持续扩大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招生名额投放，确保天赋和努力取代家庭资本，成为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核心标准。另外，还要关注高等教育后的职业培训公平，打通面向蓝领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技能提升通道，让没有进入顶尖高校的普通劳动者也能通过技能提升获得更高收入，打开向上流动的空间。

其次，透明公正的职业晋升体系是把教育公平转化为实际社会流动的关键环节。现在不少领域存在“关系本位”“阶层代际传递”的问题，优势阶层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帮助子女进入优质行业、获得更快晋升，而普通家庭子女即使进入相同领域，也可能因为缺乏资源被卡在底层。要改变这一情况，一要推动公共部门、国企、大型民营企业的招聘和晋升公开化，减少内部推荐、隐性招聘的空间，晋升标准以能力、业绩为核心，公开晋升条件和评选结果，接受社会监督。二要打破行业垄断带来的阶层封闭。一些高收入行业存在明显的内部代际顶替现象，要推动这些领域的就业市场化，让竞争面向全社会开放，消除就业门槛中的身份、背景歧视。三要规范企业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机制，避免管理层通过股权激励把企业资源变成少数精英阶层的家族财产，避免企业内部形成封闭的精英利益集团。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财产代际传递本身也是优势阶层自我复制的重要渠道。所以，除了教育和职业晋升，还要在财产制度层面配套。比如，探索完善遗产税、赠与税等调节手段，避免巨额资本直接代际传递带来的起点不平等，从根源上打开社会流动的空间。

03

通过制度设计规范资本积累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在“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中，您认为如何通过强化资本收入调节机制，使财富积累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

田轩：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命题，也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原则。强化资本收入调节，不是要否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更不是搞“平均主义”“杀富济贫”，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规范资本积累方向，矫正资本收益分配失衡，让财富创造和积累的过程始终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首先，要筑牢资本收益的税收调节底座，理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衔接关系。一是健全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化劳动报酬增长机制的要求。同时，推动更多普通居民能够获得资本性收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如推广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把集体资产折股量化给农民，让农民每年从集体资产中获得分红。二是逐步完善资本所得税制体系。对不同类型的资本收益实行差异化征税，对短期投机性资本利得提高税率，对长期持有、普通居民小额资本收益实行减免，保护普通居民的合法财产收益。三是优化财产转让所得的税收征管，探索对超高净值人群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健全不动产持有环节的税收制度，通过税收杠杆适度拉平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税负差距。四是完善社保体系的筹资结构，一部分资本调节税收可以用于充实社保基金，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待遇，实现转移支付的收入调节作用。

其次，要推动资本收益反哺劳动与公共利益，拓展三次分配的制度空间。一方面，通过制度引导鼓励企业完善员工持股计划，让普通劳动者能够参与分享企业资本增值收益，让劳动者不仅获得劳动工资，也能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健全公益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落实税收优惠配套政策，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更多参与公益事业，推动积累的财富向公共领域流动，助力补齐城乡区域公共服务短板，配合“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落地实施，让资本积累的红利更广泛惠及中低收入群体。

最后，要强化资本收益的公共性导向，遏制不正当资本收益。一方面，要求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更多用于公共服务，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另一方面，规范资本运行秩序，对垄断性资本收益、投机性资本所得、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不法财富，通过反垄断监管、金融市场秩序整顿、打击非法资本运作等方式坚决予以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侵占公共利益、拉大分配差距。

总 监 制 丨王列军 车海刚

监 制 丨陈 波 王 彧 杨玉洋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邹 朵